詰“羅先生怎麽說”，以證明其並非不相幹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邊這本道具書提供了靈感，羅德強才順口編出第三句答詞是“說浮世繪養眼”，當對方再應以“羅先生說得好”之後，莫人傑便可提出“那麽東西可帶來了”的問題。至於“東西”是什麽？恐怕這世上無人再能答覆，因為羅德強在片場所允諾者從頭到尾只是一個謊言。不過，以莫人傑當時“決不能去臺灣，也不再去大陸”，並一再央求駒正春“放一條生路”的處境看來，或許——這純粹出乎我的大膽假設——莫人傑所渴望的“東西”極可能是一本能夠讓他潛逃偷渡的其他國家護照之類的文件，亦未可知。總的說來，莫人傑上了個天大的當，而萬硯方則在同一個詭局迷陣之中上了個比天還大的當。

至於羅德強本人呢？我推斷他在片場密晤之後不久便回到臺灣了。但是，一定有某種同此番密晤有關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眾闖赴“河洛漢方針灸醫院”，以近乎瘋狂的手段搗毀該院設施，此後不到十二小時便墜樓喪生了。在想到這個過程之際，我同時找出了那本《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翻到羅德強當時說的一句話：“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試問：一個替洪達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鳥奇謀的大特務如何會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嚇呢？

若非莽撞，這裏面只能有一個解釋：“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並非無意間洩露而成為羅德強隨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實情應該由逆向思之而得見端倪——就在羅德強擺了莫人傑一道之後，忽然因為某種發現（而此一發現又與天地會的死對頭老漕幫有關）而對之前的行動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或作為，且自知絕對逃不過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幫幫朋汪勳如所開設的醫院大鬧一場，如此則“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醫在此生存”一語便非簡單的恫嚇，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來一連串的失誤——包括遺失證件、於汪氏報警處理後去而覆回以及與勘察現場之刑警大事周旋，顯然皆出於一個務使事件擴大並借媒體渲染而公諸於世的動機。

待我將羅德強的行徑整個逆轉過來思索一遍的時候，立刻想起了龍芳對高陽說過的兩句話：“眾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論。”質言之，羅德強臨終前跡近瘋狂的最後一搏竟然也猶如龍芳和陳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東京紅杏》和一篇無的放矢的感謝題記——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後黑手猙獰出面”了。

當然，作為“隨手”之體的高陽殘稿中還留下許多有頭無尾的線索，比方說：王新衡在陳述李綬武、魏誼正二人渡海來臺途中“倚舷把晤”，說到兩人分別與歐陽秋父子論交的故實，卻懍於“兇險蹊蹺說不定就找上門來”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說：原來李綬武於一九五五年中潛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樁無頭公案，此案在殘稿中原屬不必要的枝節，可是於我卻有似曾相識之感。高陽既稱“直到走筆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詳其實”，則何須閑筆帶過？再比方說：那一部《肉筆浮世繪》按理應該由高陽妥為保管且攜回臺灣。此書若為魏三爺所托帶，則是否已轉交其手？至少它並不在高陽遺贈給我的七本書之中。據高陽臆測，當年曾被龍芳視為“有懷璧其罪之虞”而歸還東寶的這部“孤證”之書如果會帶來殺身之禍，則高陽是否以為時隔二十餘年形移勢變、事過境遷而膽敢以身涉險？按諸數年後高陽在榮總突然病況加劇、驟爾亡故的結局看來，寧非與《肉筆浮世繪》所可能揭發者有著草灰蛇線的關系？

這樣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來越知道高陽以半部充滿了有頭無尾的線索的殘稿交付於我的用意。他的欲語還休，為的只是召喚我、誘導我、啟發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認真讀完的書籍裏拼湊出早已存在著的答案。許多曾經有意無意獲得那答案之中極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經書寫，然後亡命無蹤甚至死去。而那些殘留下來的文字則理所當然地被不關心或不耐煩閱讀的世人棄置在任何一個距離日常生活稍遠的角落之中，不覆聞問、不覆顧惜——哪怕其中隱藏了對每一個只能汲汲於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實十分迫切的秘密，這些秘密原本將會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麽力量已經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變我們信以為真的歷史甚至現實。我們無知——因為那個“理想的讀者”希望我們如此。

讓我們回到“理想的讀者”這個語詞。先前我在提到這個語詞之際曾感到一陣毛骨悚然。我是這樣說的：“理想的讀者”能夠透過殘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義；且基於這份了解而訴諸某種符合作者所預期的行動。我當然可以就亟欲淹滅和“周鴻慶事件”相關歷史的諸般行動來指稱，這“理想的讀者”就是洪達展。一個擁貲億萬、高踞廟堂、隱身幕後，處心積慮要並吞老漕幫的野心家，一個企圖結合情治單位重建特務統治、拉攏百數十年來地下社會大小新舊各械鬥團體的罪魁禍首。他是童話故事裏的惡狼、宮廷傳奇裏的毒龍、歷史寓言裏的杌、江湖軼聞裏的魔頭。然而，這並不是高陽所期許於我的事——他恐怕並不以為用作品勾逗、觸犯甚至挑釁一個無敵的惡棍會是書寫者最終的目的。我反而認真地相信：高陽的殘稿是在考驗我拼湊答案的創作過程。

在火車即將抵達臺中之前片刻，我並不知道馬上就要下車，我甚至以為可以永遠不必下車，而永遠沈浸在構思這部《城邦暴力團》如何展開的摸索之中。我也不會知道，當我立志以一部小說去“把‘他們’攪渾、攪亂的世界攪得再渾、再亂一點”的時候，並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團》繁覆的歷史背景和詭譎的鬥爭陰謀其實牽涉到多少我無能處理的材料、無法解釋的問題甚至無從敘述的情感。正因為如此無知，試圖去把它寫出來的渴望才會那樣迫切、那樣迷人，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書寫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寧可持續處於懵懂茫昧的狀態，讓一個又一個對歷史和現實的疑問與迷惑猶如夜行列車外不時閃爍的燈火，逐字逐行點亮，吸引我蹣跚走過原本已經歸於闃黯、歸於寂滅、歸於遺忘的時空。

那個“理想的讀者”或許也會找上我，然而無論如何他必須等待——這是另一個我在火車上尚未及知曉的謎——他會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說，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應該如此開始述說

“我應該如此開始述說”是一個總的題目，它包括了六個未完成的片段，每一個片段又都是過去八年以來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孫小六從五樓窗口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的一次嘗試。可惜的是，它們都失敗了。至於失敗的原因，我不能完全歸咎於黑道、暴力團、地下社會的成員或恐怖分子，毋寧可以說，它們其實更應該是《城邦暴力團》的結局。

我應該如此開始述說：

老大哥帶我去臺中的那一次，我十分慶幸書袋裏裝著的不只是七本絕版書、一疊殘稿，還有一個我們村上徐老三送給我的黑皮小冊子。那是一冊用來檢索臺灣各地黑道堂口的對照表。標號“七二”者並不在第七百零二頁上，而是表示第七個區域裏的第二個堂口。第七個區域是臺中市，第二個堂口則是位於臺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號的“人文覆健醫院暨護理中心”。當時我們一行五人一字排開，坐在一家麥當勞速食店門口的兩張歐式長木椅上，連同占著個座位的麥當勞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鳥。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摳著白發、搓出一陣徑足半尺有餘的雪花頭皮層，一面自責地嘆道：“怎麽忘了呢？怎麽跟老鼠似的呢？怎麽撂爪兒就沒影兒了呢？”旁邊幾個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關心老大哥和我的問題，他們口啜可樂、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語議論騎樓下穿梭來往的女孩子們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細以及夏布衣裙的長短。間或會側過身，指著馬路上川流不息、疾駛而過的車輛，以一種相互較量其識多見廣的語氣數說著：“那是天道盟謝通運的車。”“那是臺西吳添福的小弟——咦？他剃頭毛了。”“哇哩幹！那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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